孔子的教学方法是正人君子型的。尽管《论语》中的孔子不像后来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神化后的那么威严,在教书之余,不失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,但他却确立了师道尊严的基本规范。大体上,孔子教学生采取的是知识传授的方式,他也会提示学生,但这种提示的用意是想方设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老师说的是什么。所以,他对于违背老师的意图是不大高兴的,对于学生言行同老师相反并不赞成。这种方式,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对老师的忠诚和理解。从这一点来说,后代推崇孔子倒也不完全违背他老人家的本意。对于老师充满尊崇,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”,从而形成自己坚定意志的颜渊,自然是他老人家最好的学生。
苏格拉底也教学生,却同孔子的教法大相径庭。他从来不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,而是采用反问、辩驳、追问等方式,迫使学生自己思考,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。他不在乎学生同老师想的不一样,更不在乎学生对自己说的东西不相信。这种方式,更多是培养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和自我认知。于是,善于思考,追求辩证方式的柏拉图,成为最具有苏格拉底教育风格的传人。
从教育方法来讲,孔子是传授知识,而苏格拉底则是迫使学生自己形成知识;孔子教人以信,而苏格拉底是教人以疑。这里的信和疑,是方法论意义而不是伦理学意义的概念。正是方法论的区别,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。赵纪彬先生曾言:古希腊是“智者气象”,古中国是“贤人作风”。诚哉斯言!